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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怪的气象与北宋徽宗朝廷臣的政治命运

宋徽宗《雪江归棹图》看似一幅单纯的雪景图,却折射了1110年前后徽宗宫廷不同寻常的政治氛围,及气候骤降、雪旱灾频发的自然灾祸。

  

  

  
宋徽宗《雪江归棹图》卷 故宫博物院藏

  徽宗此卷描绘江山悠远的冬景山水,意境超凡。雪天无尽,雄峰险壑,溪谷掩映平江之上。尽管萧条的山水间不乏人烟, 画卷起首处渔樵客点缀其间,然而展卷至中段, 千岩叠嶂, 层峦封锁, 深远之境将观者远拒千里之外。旁观者其实可望而不可及, 难以进入此一与世隔绝的天外雪境。

  
《雪江归棹图》卷款识

  北宋传统的渔樵题材如许道宁《渔舟唱晚图》、王诜《渔村小雪图》惯见众多渔船熙来攘往、集结群钓,《雪江归棹图》却大相径庭,以画卷正中央的核心位置, 刻画一位遗世独立的独驾扁舟者。北宋以降渔父图的欢乐气象, 至此似为之转变,取而代之者为孤寂惆怅的渔父,强烈暗示了《雪江归棹图》“渔父”的非常之意。传统渔父图讴歌村野茅舍的质朴之美,而《雪江归棹图》却刻意于画卷末端, 点出庙堂玉宇, 及岸边一位迎接归帆的引航者

重新理解此时期雪景题材的途径之一,为探寻北宋以降画家、赞助与观者, 如何看待并理解雪景有趣的是,北宋中晚期四季山水题材中,冬景或雪景画所占比例日增。室宗画家王诜、官僚画家王榖、李公年、宦官梁师闵等皆热衷描绘雪景。以《宣和画谱》为例,燕肃7幅山水中即有19幅为雪景,许道宁与宋迪画半数为雪景,郭熙、王诜与赵孝颖之雪景达七五成之多,而著录见存的王榖与赵士腆画则俱为冬景。《宣和画谱》所收五代至北宋末的山水画中,冬景图较于其余季节,亦呈现比例增加的倾向。此外, 北宋书家如黄庭坚、陈瓘于尺牍中,均尝抱怨经冬之寒。这些书画家出身的里籍、地域、宗教信仰、门第各异,却不约而同频繁关注雪景题材, 此折射了外在于人文的气候制约因素:气候变迁或许是北宋中晚期雪景题材剧增的之一

  

  
梁师闵《芦汀密雪图》 故宫博物院藏

  据树木年轮、冰核碳元素变化及诸项科学勘测分析,古大气科学家推测公元800-1000年间为相对气温较高的“中世纪温暖期”,降雪于该时段内被称为“瑞雪”,此时期君王常召群臣祷雪,或召画师绘制“赏雪图”等主题山水。相对之下, 1100-1190年间进入“寒冷期”, 这场由北宋末至南宋初, 将近百年的冬季奇寒,影响中国生态、经济与环境甚深。由于此前二百年间气候温暖异常,“寒冷期”之低寒相较之下更可谓剧变。

整理北宋文献,徽宗末年的气温严寒,使秋冬庄稼难收, 民生饱受雪灾之苦,农事经济危机丛生,最终导致国衰民变。根据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,徽宗朝开封冬季奇寒, 无蔬菜可生。《墨客挥犀》亦载, 地处亚热带的福建地区百万荔枝惨遭寒冻。时至1110年时,风雪剧寒饥荒遍地,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。最后, “寒冷期”成为辽金北骑南侵北宋的众导因之一。

  
研究古气象学的当代学者重构的中国历史时期气温变迁资料

  倘若我们重新考察《雪江归棹图》及1110年三月初一日的蔡京题跋,便可发现该跋正写于北宋末寒冷极盛期的雪降灾荒之年。若将《雪江归棹图》与雪旱灾荒、稼穑歉收等国衰民变相联系,则我们不得不追问,徽宗时代对雪景的态度, 是否与早先中世纪温暖期内君臣赏雪的歌咏心态別无二致?年轻且热衷雪景的徽宗是否意识到,此情此景所处之季节,正无情摧残着他的天下?我们是否需重新解读寒冷期下的《雪江归棹图》及雪景题材?

值得注意的是,蔡京于《雪江归棹图》诗跋末段,话锋一转,盛赞徽宗以丹青妙笔“备四时之景色, 究万物之情态”,颂扬徽宗明察秋毫, 神智与造化相等。值此天下寒苦之际,蔡京对徽宗仍阿谀称颂。于此, 我们固然可以解读为臣僚向君王粉饰太平,但蔡跋的意图与徽宗画中的弦外之音恐甚于此。

  
宋徽宗《雪江归棹图》卷拖尾蔡京跋

  蔡跋署衔更异乎寻常:“大观庚寅季春朔,太师楚国公致仕,臣京谨记。” 所谓致仕乃指权臣官僚退隐或辞官。太师楚国公致仕指涉蔡京于大观庚寅年题跋之前已遭罢官。

其“楚国公”与“太师”等双重衔位皆已卸除。蔡京观画題跋时, 正处于其宦海生涯之低潮期。早年神宗熙宁年间,蔡京拜相之前,反对新法之苏轼与旧党, 便上书将水旱灾变归咎于上天降怒于新政的天戒:

胡为水旱,吏则不德。失政如灾,莫知自刻。雨则号晴,旱则渴雪。

旧党除了控诉雪旱灾变为上天对新政不满的警惕外,亦借机攻讦王安石所谓“天变不足惧”等妄语。1073-1074年间秋、冬、春三季皆寒,继之以持续五个月的大旱,东北地区饿殍遍野。郑侠借此向神宗进《流民图》力陈王安石新政之害,并暗示新法扰乱阴阳, 遭致天罚而降旱于民。《流民图》中慘不忍睹的饥民、灾民等群丐乞食图像历历在目,致使神宗与慈圣、宣仁两宫太后惊讶万状。1074年四月, 王安石辞官罢相, 旧党得胜。

1100年, 旧党再度借題发挥, 此年三月出现日蚀, 陈瓘伙同元祐、元符旧党人联名上书哲宗, 以日蚀为“凶兆”扳倒蔡京。1100年三月至1102年三月年间蔡京遭罢,连贬南谪至太原府,永兴军,江宁府,提举杭州洞霄宫,定州,乃至大名府。1101年一月向太后驾崩,年仅十九岁的徽宗皇帝登基,蔡京得势的机会降临。1102年三月蔡京奉召返京, 任职翰林学士承旨,广结党羽培植势力。1102年五月,蔡京取代韩忠彦为尚书左丞,同年七月取代政敌曾布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,于1102年七月十一日置讲義司展开新政,于1103一月晋升尚书左仆射,1107年十二月升太尉, 并于1108年一月官拜太师。

  
《雪江归棹图》局部

  可躲, 灾难挡。北宋末频繁出现的严寒、雪旱灾等天灾, 已深刻撼动徽宗王朝的经济结构。气候严寒下, 蔡京新政需耗费额外的资财, 增设新的赈济机构如安济坊、安济院、将理院、居养院, 供应饥民粮药、住所、柴火及冬衣, 助其渡过寒冬之年。多数赈济机构创设于秋冬, 可知天寒对蔡京新政造成的负担。与农业、济贫相关的蔡京新政诸项措施, 亦因财力耗竭而付诸东流。王安石新政受挫于天灾半途夭折,而蔡氏的改革同样因天寒遭撤。

值此寒冷期自然生态环境每况愈下之际,徽宗愈加迷信灾祥之说。1109年六月一日,反蔡党人毛注、石公弼、张汝明、张克公等联名上书弹劾蔡京,三日之后蔡京罢相。尽管短时间内,反蔡党人的激烈弹劾略微晃动了徽宗对蔡京的信任,但徽宗于私仍宠爱蔡京。蔡京虽罢相降官, 仅授开府仪同三司、中太一宫使等闲职,虽由“魏国公”降为“楚国公”,但徽宗仍准其“守太师致仕”,并“赐第京师”“请给恩并依现任宰相例”。

反蔡党人的群起挞伐并不能真正扳倒蔡京,讽刺的是,反倒是一颗颗无辜的小星星(所謂“天变”,或者说对天象的附会)导致蔡京的数次倒台。徽宗初年对于佛、道尚无偏好,而蔡京喜佛,因此徽宗中晚期对道释方术的眈恋,亦非受蔡所指使,或许徽宗的道教信仰,系新旧两党经年累月煽动术士、利用天变角逐抗衡所使然。激烈政争下,日蚀、太白昼见均被在野党(反蔡党人)阐释为宰相窃国的征兆,凡此星变,对当朝宰辅多为凶兆。彗星预示了君丧臣叛,或北狄寇边,或“见则兵起,大水……光芒所及则为变”。

1106年初至三月间,“彗出西方,其长竟天”,“徽宗震惧”。该年二月十三日,蔡京罢相,谪居浙西。蔡京政敌赵挺之取而代相。次年五月,徽宗“命诸州大索知天文术数人送阙下”,由是术士在徽宗宫廷中影响力愈增。

  
《雪江归棹图》局部

  其后另一彗星出现,又替蔡京政敌平添口实, 阐释为天兆。蔡京劲敌张商英深谙徽宗的两大弱点: 迷信灾异、猜忌大臣,于是密与术士郭天信勾结, 欲铲除蔡京。1109年六月, 郭天信密报日中有黑子,徽宗命郭释之,郭称此象大凶,因蔡京触犯天怒。早年端王(徽宗)于潜邸时, 郭天信尝预言其“当履天位”,徽宗即位后, 郭因预言实现而“往往称于内朝”,其占卜成为朝中危险的政治武器。张商英“亦欲借左右游谈之助, 险与相结”。数日之内,郭向徽宗密报日中黑子达三四次之多,且称为蔡京乱国之兆,“上始疑京,故罢”。于是同月蔡京罢相,革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之职衔。同年十一月十二日,蔡京“诏赐致仕”,原有的“太师”与“楚国公”等衔俱遭革除。

1109年十一月至1110年三月间,“台谏交论其恶”,本当被逐出京师的蔡京藉口“仍提举修《哲宗实录》,” 而滯留京师,接近徽宗。稍后, 徽宗“赐第”蔡京于苏州南园,暗示其将远谪苏州。1110年二月初二,徽宗在张商英面前透露对蔡的不满,徽宗、张商英的此番君臣“对谈”, 更令蔡京仕途雪上加霜。同月, 徽宗擢张商英为中书侍郎,蔡京处境更加尴尬。1110年三月,徽宗召蔡京观《雪江归棹图》之际, 蔡正处于失势期。此时他已无力自保,难逃南贬苏州的命运。蔡京或许命犯灾星, 但当其失宠之际,仍然掌握两大运筹帷幄之谋略: 一为书法,一为上言符瑞,以祥瑞之报, 消弭那些曾经将其扳倒的灾异之言。

书法乃蔡京翻身之首选利器。其手书“崇宁钱文”1102-1106年间被印于崇宁纸钞之上,手书《元祐党籍碑》、“大观圣作之碑”六字题額及“皇帝赐辟廱诏”碑額均广为刊刻,遍传宇内。其笔力之刚健雄强,远胜于其政敌。

  

  宋徽宗《听琴图》蔡京跋 故宫博物院藏

蔡京以行书大字題跋《雪江归棹图》。成书于1123年前后的《宣和书谱》亦录有徽宗御府收藏的两幅蔡京《雪诗》。《宣和书谱》盛赞其“行书如贵胄公子,意气赫奕,光彩射人”,称其“制诰表章,用事详明,器体高妙。于应制之际,挥翰勤敏,文不加点,若夙构者,未尝起稿”。如此高之评价,加上御府所藏蔡京书法达77件之多,让我们明白了雅好书画的徽宗为何如此属意于他。蔡京凭借题跋诗文与碑铭篆額,巧妙地标榜了自身做为政治文人的过人才学。据此可以进一步理解,当1110年三月, 政治失势的蔡京应制替徽宗《雪江归棹图》题跋之际,为何选用意气赫奕的大字行书,跋文为何夹诗夹文如同表章的意图。上乘的书法不啻为打动精通鉴藏的徽宗的一步妙棋。

当祥瑞再现,或者说被制造出来时,蔡京借用旧党星占历法之术,立即上表“表贺符瑞”以取悦徽宗。昔日新党王安石因“天变不足惧”等语成为旧党挞伐的把柄,如今蔡京则谋求反制之道,转灾为祥, 向徽宗劝诱天文异象并非灾异,而是瑞应。借由对吉、凶等话语的双面诠释,以及伪造的“符瑞”,蔡京可谓曲尽文饰、滔滔雄辩终而立于不败之地。1103年四月十九日, 术士观天奏报五星聚奎之象(汉代以降, 五星合聚向被视为帝国覆灭的凶象), 蔡京却反称为承平之兆。

蔡京以太平瑞应的阐释化解徽宗的焦虑,将天象、朝纲玩弄于指掌。1106年二月彗星出現, 赵挺之联合三十余党羽上表弹劾,导致蔡京二度罢相,然而彗星对彼时的蔡京已成为双刃剑:同年三月彗星没,蔡京奏报“龙骧当天变”(即彗星的出現,充其量不过导致一匹宫马之死)。1107年一月,蔡京再度被起用,召复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。六日后蔡京向徽宗称贺符瑞, 因有甘露降于帝鼎。一个月后赵挺之罢相, 五日之后赵死,蔡得胜。如前所述, 1100年的日蚀导致了蔡京首度罢相,而当1107年十一月日蚀再度出现,蔡京已能化凶为吉, 抢先一步上奏徽宗“日有食之,以不及所当食分,率臣称贺”。

  

  《听琴图》局部

新旧两党充分利用徽宗迷信的弱点,两党竞相以图画为政治利器, 进呈徽宗瑞应图象。1109年九月时值南方诸省大旱,张商英进呈徽宗《袁州瑞禾图》与嘉禾颂表贺所谓的“嘉禾大稔”,京党则反唇相讥,驳斥高茎沉穗的嘉禾形象为“媒孽”。绘画如何影响朝政、如何被转借挪移, 遂成为徽宗朝诠释忠奸正邪的政治话语。凡此均为有趣的事例, 祥瑞之说、灾异之辩至此沦为党同伐异的利刃,使诸事诸物均附会言外之意,双党皆可打击政敌、雄辩灾祥。倘若连高茎大稔都能双向阐释为嘉禾或媒孽, 在此种语境下,那么与此类似的其他绘画亦可具有双向意涵。徽宗朝雪景图可有弦外之音?《雪江归棹图》是否亦被双党阐释, 或卷入灾祥之辩?

让我们回到对雪景图意涵的讨论。在“中世纪温暖期”内,冬雪为瑞雪,瑞雪象征来年丰收之吉兆, 赏心悦目的冬景山水与雪景图皆令观画者引发诗思。著录所载王维雪江胜赏图、李煜令宫廷画师绘制的《赏雪图》、辽庆陵墓室壁画的冬景山水图皆缭绕浪漫悠游的诗意。北宋初太宗、真宗亦率群臣祈祷降雪。

但“寒冷期”内的雪景图却可能发人愁思。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记载:“东安一士人善画,其作江天莫雪[图]则不见雪,第状其清朗苦寒之态耳。”郭熙有“冬山慘淡而如睡”之论。《宣和画谱》、《山水纯全集》亦有“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”之怨。寒冷期内的民生之苦使观画者对雪景图引发灾异之联想。

1110年三月蔡京诗跋《雪江归棹图》在某种程度上或可称为“雪诗”。根据陈瓘(张商英党人)于1113年十月弹劾蔡京的蛊惑圣听之罪:

灾异不言,而祥瑞辙书。甚者,腊月之雷指为瑞雷,三月之雪指为瑞雪,拜表称贺,作诗咏替,其视天变,曾不若童稚之可侮---陈瓘论蔡京之恶, 曰: 不畏上天, 反其情也。

陈瓘的弹劾同样让我们看到了蔡京如何指灾为祥, 如何以“瑞应”之说左右圣意。《雪江归棹图》之蔡京诗跋写于三月。如陈瓘所言,蔡京将三月之雪指为“瑞雪”,并“作诗咏替”,那么《雪江归棹图》蔡跋中咏替雪景雪意、圣笔丹青等语亦暗含“祥瑞”之意。而“祥瑞”于徽宗宫廷政治语境中,并非仅单指自然现象的瑞应;天象的解读时常取决于人事之臧否。祥瑞之说与灾异之辩可谓徽宗宫廷的政治利刃,雪景图亦含带多重寓意。

  

  宋徽宗《芙蓉锦鸡图》 故宫博物院藏

1109-1110年间的奇寒与大旱甚令徽宗忧虑焦劳,蔡京此时亦不胜烦恼,唯君臣二人心病不同。1109年六月以后的蔡京已遭罢相,贬谪在即,而其政敌仍施故技,归咎雪旱灾为天罚之祸,因为蔡京怒犯天命。1109年腊月至1110年间,旧党再度攻击蔡京,谓其早先为应付天寒而设置的济贫机构,为耗竭国力的祸首之一。但星变、奇寒、大旱等天然灾变, 凡此种种与宰辅何干?为何蔡京履因天灾,遭三度罢相?当1110年三月,徽宗对其出示《雪江归棹图》,蔡京又应该如何自辩,如何力挽狂澜,在宦途窘境的孤独中,利用雪诗题跋,向徽宗隐诉自己的无辜,仅为天灾的替罪羔羊?

天道无穷而运命无常, 宰輔之荣辱竟取决于天象。蔡京于《雪江归棹图》题跋的行文中段, 语重心长, 借用天地万物变化无方, 缓慢折射其一生起伏的政治运数:

天地四时之气

不同万物生天地间

随所运

(气候)炎凉

(星变)晦明

(庄稼)生息

(政治)荣枯

飞走蠢动

变化无方

莫之能穷

时局的慨叹为人动容,蔡京的心思隐然流泻。彗星、黑子致其倒台,雪旱荒年亦归咎于他,此际为蔡京的政治冬天,最近的将来即将远谪,然而他更冀盼“运”的流转。四时之气随所运轮回,寒冬之后将伴随春回。蔡京苦于仕途“寒冬”,但他盼望政治的春天。跋中强调“所运”及“变化”,因为自身正坐以待“变”。

京藉跋语顷诉己志而徽宗呢?徽宗是否能体察此中暗语?蔡跋之所以如此表示,是否因接收徽宗画中的某种暗讯, 因此题跋为之应和?

徽宗于《雪江归棹图》前半段,营造了江山雄伟的寂寂之境。且观蔡京如何展卷解读、如何展露文采风流:

臣伏观御制《雪江归棹》,

水远无波

天长一色

群山皎洁

行客萧条

鼓棹中流

片帆天际

雪江归棹之意尽矣

“片帆天际”已可谓孤寂之至,而关键之处更在于“行客萧条, 鼓棹中流”。蔡京是否自喻为远离庙堂的“行客”?“鼓棹中流”是否暗拟其所自处的政治困境?恐怕蔡京确有此意——倘若我们展开全卷,画卷中段最显要处,一孤瘦的渔父独自泛舟,身处丘壑而面朝观者(徽宗为蔡诗的读者与观者)。渔父的身后为山村野舍,身前则有千岩险壑(影射朝政之谲诡), 重重叠嶂阻断了渔父的归途。画卷末端的台阁寺庙——或者说是朝廷庙堂之转喻——当为渔父归棹之所,或观画者蔡京的终极企盼之所,然而,值此遭贬时刻,渔父行船于险境之地,卷末的庙堂仍不可企及。

  

  《雪江归棹图》全卷中央行的

徽宗为何在雪景中突显渔父?成画之际又是否以蔡京为潜在的“观者”?此一问题虽无法直接得知,但“雪江归棹图”的画题命名此前罕见。徽宗不称雪图或群峰雪霁图等传统命名,而是别出心裁,以特殊的题名,于开卷处明言“雪江归棹图”五字。此举此称谓,或已透露出徽宗暗示观画者即将遭贬(处于“雪江”险境), 而后复召归朝的“归棹”意味。

史载“京起于逐臣”,六十五岁的蔡京在题跋《雪江归棹图》时正遭逢第三度的罢相贬官。而据其经验, 此前每次贬谪远方, 短暂数月或一两年后旋又受召返京辅政。历经几度起落波折之后,时至1110年三月,阅历丰富的蔡京对于徽宗题辞的弦外之音,恐怕早已敏感入微。

  

  《雪江归棹图》所描行船归来归棹之意

倘若徽宗果真对蔡京产生反感,恐怕不必费心召唤逐臣观览此卷,且容忍其题跋于御制画卷与圣名并列。倘若徽宗不曾心悬蔡京, 或许不需精心设计, 点绘渔父于雪江之中, 卷末以庙宇暗示归趋。徽宗召蔡京观览四季山水,四季的轮回似宦海的沉浮, 而蔡京在冬景山水中,看到了踽踽独行的自己。

逐臣揣测帝王的心思,蔡京的解读是否正确?是否完全能领略徽宗画中的弦外之音?尤其在此跋的前一个月,徽宗刚“诏以其南园赐之”,苏州南园常为宋代罢相逐臣的谪居之所,赐第南园暗示南谪在即,此一恶兆, 蔡京自当深为忧惧。《雪江归棹图》的蔡京跋语低调而哀凄。王偁《東都事略》载:

徽宗虽宠用之,然亦屡起而屡仆,京每闻其将退,必见徽宗,叩头求哀。

《雪江归棹图》的这款题跋是否为蔡京另一次“求哀”或妥协?我们至少可以假定,蔡京观画时已然领略圣意,对徽宗的暗示已心照不宣。

蔡京借书法诗文巧为求哀,徽宗是否亦藉由召蔡京观画、题跋,借机弭合君臣的私谊?既然君臣二人皆深谙诗文, 书画赏鉴造诣均高,则1110年三月初一徽宗是否借由“艺道”为手段, 以画抚之召唤蔡京?

尽管年轻的徽宗于私借诗文书画笼络蔡京,然而政治时局却令徽宗于公苛刻待之。即位为皇帝, 先天上已经命定徽宗往后必须与群臣周旋,于权臣党派角逐斗殴间,从中谋取政治的天平与治国权衡。徽宗审视书画的眼光不再纯粹, 也无法再回复端王时期的单纯。如同伊佩霞指出,徽宗御藏之书画、艺术赞助及文化活动,常暗藏世故而复杂的政治功能。早在1110年之前,徽宗不时先贬蔡京,召归后,复替蔡京设宴款待,召其观览御制书画并留下题跋。正是籍此诗文书画往来唱和,徽宗与蔡京旧怨弭逢,私谊日笃。1107年正月,徽宗在召复蔡京辅国之后,三月便“赐宰相蔡京等宴”。俟“君臣庆会阁”落成,又命蔡京应制题诗, 并于“十月庚申,(徽宗)和赐蔡京君臣庆会阁落成诗”。此外,徽宗于1107年三月御制亲书《八行碑》正文,并命蔡京于碑文上撰写“大观圣作之碑”六字题额。当此君臣合书之碑文、题额刊行, 广颁天下郡县庠序,君臣二人交谊之笃亦便随之昭告天下。

除去书画外,徽宗另以文玩巧艺等象征意涵为媒介来召唤蔡京。1112年正月,当蔡京南谪杭州,徽宗暗中派遣王黻至杭州, 赐蔡京盒装茶药若干。蔡京启封时,赫然发现某盒底暗藏一只径长七寸的白玉环, 他瞬间领会玄机, 迅速命家人打点行囊,等待还朝。蔡京明白所谓“环”者, 循环往复也。“环”不但与“还”、“唤”谐音,且“玉环”亦与“欲还”谐音。徽宗表面上赠其白玉环, 实则暗借其语带双关,而蔡京立即破解暗讯, 君臣二人心照不宣。不出两日,1112年二月初一徽宗颁旨, 复召蔡京还朝辅政,且“特复蔡京太師, 仍旧楚国公致仕, 于在京赐第居住”。

获赐玉环之后,蔡京终于否极泰来。同年三月抵京赴阙,并于二十五日“朝见引对”。徽宗获准蔡京“依旧服玉带,佩金鱼”。四月赐宴蔡京于垂拱殿、太清楼,尽管两日前不祥之兆,且灭又复现多达二、三次 。

蔡京终于又回复到政治的春天, 即便日中黑子亦不成威胁。1112年五月,徽宗御笔手诏,驳斥反蔡党人为“奸邪小人,造谣中伤”,诬蔑罪状。不仅如此,徽宗还对复相的蔡京褒扬有加。

1112年六月蔡京复位太子少师,八月十一日复进太师,十一月进封鲁国公。其新政亦恢复如旧。政敌张商英于1111年四月罢相“自便”,1111年八月至次年间屡遭迁谪于边远瘴疠之地。在风云多变的徽宗朝时局里, 转瞬间, 此二人的仕途荣辱已乾坤倒转,风水轮流。如此戏剧化急转直下的结局,终宋之世, 宋人常笑叹天道循环:“不知商英既去,而蔡京复来矣。”

1113年闰四月,徽宗于春天赐给蔡京一幅挥毫壮丽的春景巨帙:《千里江山图》。此一青绿山水由徽宗指导的画师王希孟应制,江山无尽,气势雄奇,由命题布局、重彩敷色, 乃至茂林修竹、亭台楼阁, 无一不展现皇家富贵的气象, 以及江山永固的致贺之意。蔡京至此, 已位极人臣,相位巩固。更有甚者,徽宗示意蔡京题跋,并谓京曰:“天下士在作之而已。”在政治春天里, 蔡京此时的运命循环, 已与昔日跋《雪江归棹图》窘困的冬景迥异。由《雪江归棹图》与《千里江山图》二卷之画与跋,可旁窥出徽宗朝臣之运命结局。

  

  王希孟《千里江山图》卷拖尾蔡京跋

此文节选自原文摘译,并有所删减与调整。中文刊于《<千里江山图>的故事》(杨丽丽主编,故宫出版社),《诡谲气象:徽宗朝雪景画暨蔡京题跋之政治意涵》。原文参见: HuipingPang, “Strange Weather: Art,Politics, and Climate Change at the Court of Northern Song Emperor Huizong,” inJournal of Song-Yuan Studies, vol. 39(2009): pp. 1-41。彭慧萍将天变雪灾、帝王权术等气候史、政治史,巧妙融入徽宗朝雪景画的研究中。这一跨学科的研究,启发了美国中国艺术史学界对enviornmental landscape及eco-art history的重视,2012年后不断被学界关注并引用。近年来,eco-art history逐渐成为美国研究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新趋势,此篇文章,可谓开山之作。

彭慧萍(Huiping Pang),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博士,斯坦福大学艺术史博士,Smithsonian Institution博士后,现任职于芝加哥艺术博物馆,曾于Artibus Asiae、 Journal of Song-Yuan Studies、 Ming Studies等中英文核心期刊发表数十篇学术文章。研究方向为宋元明清书画史、宫廷政治制度史。代表著作涉及辽金番马画、徽宗政治与天变、锦衣卫贪污案,以及明代宫廷查抄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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